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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检察理论:期待新格局新发展新建树

时间:2019-10-25 15:46:22 热度:4972

7月21日,第20届全国检察理论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研究会年会在成都举行。

7月2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第二十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研究会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新时期检察理论的创新发展”。这次年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新时期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举行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理论总结和学术交流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法学会党委书记、执行副主席陈训秋在会上致辞。检察系统代表和学术界知名专家发言。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科研院所和新闻出版机构共13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对检察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基本要求、关键内容和总体工作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广泛凝聚共识。他们还对当前检察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看法。

首先,检察理论研究肩负着时代的使命

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全面发展是检察机关为适应新时期检察工作总体布局的更高、更严格要求而做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迫切需要检察理论研究的支持和指导。在新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背景下,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全面发展充满机遇和挑战:随着思想领域斗争的日趋尖锐和复杂,如何在检察工作中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优势;随着重大社会矛盾的变化,检察机关如何积极适应和跟上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做好与时俱进的服务工作?随着“四大检察机关”监督模式的建立和最终确定,如何实现“做好、做强、做好、做好”的履职目标,提供更加坚实、更好的法律产品和检察产品;随着审判检察改革的深入,如何引导和促进改革措施的有效实施,如何建立配套机制等。为这些关于检察工作创新和发展的命题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是检察理论研究的时代紧迫任务。

二、检察理论研究发展的基本要求

检察理论研究应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客观框架为基础,不断增强理论和战略信心。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检察工作发展中的问题,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武装思想,指导研究。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向,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检察实践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坚持实践和问题导向,围绕检察实践开展研究,发现检察监督办案中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和引导,使理论研究真正“落地”。

→包容,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学习国外有益的法治经验,但绝不照搬国外法治理念和模式”的要求,我们应该在深层次上学习先进优秀的法治文明和法律智慧,积极适应和积极融入文明交融的发展趋势。

三、关于检察理论研究亟待关注的关键内容

检察理论研究要有针对性和针对性,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依法治国的综合实践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

→加强对审判和检察工作概念的研究,这一概念是领导办案的思想和灵魂。只有理论清晰正确,理论研究和检察工作才有方向。新一届最高检察院党组提出的创新发展思路包括:以转省为契机,以办案监督办案,以办案监督办案,双赢共赢,全面、协调、全面发展“四大检察部门”、“十大业务”等。,需要进一步解释和探讨。

→加强检察基础理论研究,面对世界、国情、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和检察体制的新转型,积极应对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战略性问题,探索在社会政治、经济、司法体制的大格局中创新发展检察工作的科学途径。

→加强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改革的深化要求理论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主题研究,深化相关制度的运行和应用研究,推动检察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加强检察实践和实践研究。“四大检察官”和“十大企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无论是制度的完善和创新,还是制度的有效性,检察理论的研究都没有盲点。

四、关于检察理论研究整体工作模式的形成

检察理论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工作模式。在张军检察长提出的“五个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和深化,促进检察理论研究整体工作格局的形成,充分发挥检察理论研究的实际效果。

检察理论研究的主要责任在于检察机关。各级法院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建立全员参与的调查研究机制,使检察人员成为检察理论研究的主体。上级法院要组织力量带头开展研究,最高检察部门和专业委员会要发挥好协调作用,各级检察机关也要加强经费等检察理论研究和保障工作。

同时,检察理论研究还应整合法律界和其他政治法律体系的研究力量,建立无缝的战略合作机制。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几所大学联合建立了研究中心,并与法律期刊建立了定期联系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法院也成立了相关专家咨询委员会,以更好地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使其成为检察理论研究的孵化器。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挖掘自身潜力和利用外部人才的过程中,要带头办案和研究。各省级医院应成立检察理论研究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全省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此外,应特别重视检察理论专家检察官和研究人员的培训,建立平台、机制和团队,为检察理论研究营造更好的氛围。

五、关于检察改革发展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从内外两个角度阐述了“检察官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在刑法适用中的丰富内涵。从内部来看,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要求检察官改变其片面履行职责的思维,这意味着起诉、追捕和重罚。你不能为了办案而办案,而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它。惩罚不是越多越好,越重越好。惩罚的目的是预防和减少犯罪。从外部来看,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要求检察官对“客观公正”有更广泛的理解。“客观公正”可能存在于检察工作的“流言蜚语”中。不久前,是老百姓对一些正当防卫案件发表了意见,帮助检察机关建立了一些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人正在普及自然法和“生活正义”。因此,检察官应该善于倾听和观察公众意见。他们不应该为自己说话。他们也应该避免机械公正。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举例就刑事诉讼中“客观公正”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例如,总检察长在审判委员会发表意见时,也应反映被告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以便审判委员会能够作出公正、全面和中立的判决。另一个例子是,检察官在撰写无罪案件起诉书时应避免提及犯罪记录的事实。将犯罪记录的事实写入书面量刑建议,或者留待审判的量刑环节公布。原因是定罪是基于犯罪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记录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依据,但加重处罚的前提是定罪。对犯罪记录事实的仔细评估更符合现代法治理念。

(2)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院检察长苗明升

最高检察院第一检察处处长苗明升指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起诉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通过发布政策意见、批准起诉和作出个案决定,体现了规范刑事起诉标准的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实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重处罚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指导下,明确规定了起诉标准,可以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司法之间划清界限。

第二是证明活动的主导地位。检察机关通过制定证据标准和要求,在收集、审查和应用证据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诉讼过程的主导作用。自宽严相济制度实施以来,检察机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协商,在简易程序、快速审判程序、普通程序和其他法律程序的选择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启动监督程序,还可以根据其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以便及时监督和纠正。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主导责任并不意味着“优势”或权力的无限扩张,而是按照法定范围和标准行使权力,以维持诉讼结构的稳定和平衡。

(3)坦白从宽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目前对承认有罪、承认惩罚和宽大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不到位,适用比例需要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初衷是借鉴辩诉交易的内容,解决我国大量案件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提高办案效率。承认有罪、承认惩罚和宽大制度的精神实质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听取。关于该制度的实施,笔者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量刑建议既要有确定性,又要有公开性;第二,认罪和从宽判决可以适用于调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越早适用,从宽处理应该越大。

(4)关于民事检察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唐魏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唐魏健对民事检察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认为,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将民事检察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在此之后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监督有效的判决文件和调解文件方面,收到的案件数量和监督的数量减少了。对法院执行的监督太少了。等等。对此,提出了四条发展路径和“10 1”创新机制。四种发展途径是:

一是坚持全面监管。包括加强诉讼后监督、注重诉讼监督、探索诉讼前监督、加强执行监督、注重调解监督和探索诉讼外监督。

第二,加强协调监管。有三个要求:第一,反对派应转变为对话,检察机关提出“双赢、多赢、多赢”的原则。第二,绝对监督应改为相对监督,应遵循“相对合理性”。第三,只有一个应该向多元化转变,检察监督应该与其他监督形成合力。

第三,坚持准确监管。不仅需要数量,还需要质量,当然应该避免监督。

第四,创新监管方法。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等。所谓“10·1”创新机制包括:第一,建立民事检察案件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二是建立民事诉讼案件登记制度;第三,建立民事诉讼程序分流机制。第四,建立完善的民事检察监督机制;第五,建立民事诉讼案件听证机制;第六,建立民事检察案件调解机制;第七,建立公开透明的民事诉讼机制;第八,建立民事检察案件深入干预机制;第九,建立民事检察案件质量控制机制;第十,建立民事检察案件衔接转换机制。此外,应建立统一的再审案件检察上诉机制。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院检察长冯小光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官办公室主任冯小光从理念引导、实现路径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民事诉讼准确监督的具体建议:

第一,准确监督民事诉讼应明确五个关系。一是明确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的关系。民事诉讼监督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而不是对当事人私权的救济。二是明确监督事物和监督人的关系。民事诉讼的准确监督必须坚持物的监督与人的监督相结合。第三,澄清所处理案件的数量与所处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挤水”实现处理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不支持案件监督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四是明确案件监督与类似案件监督的关系。民事诉讼的准确监督本质上属于案件监督。准确的案件监督可以在类似案件中发挥指导作用,也可以通过对类似案件或类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类似案件的检察建议等形式进行监督。五是明确监督与支持的关系。民事诉讼的准确监督包括监督支持、监督支持和监督支持。

第二,准确监督民事诉讼应当遵循合理的路径。一是科学界定监管标准。民事诉讼准确监督应当坚持法定标准和必要性标准相结合。二是建立合理的监督方法,准确监督民事诉讼。区分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和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三是建立和完善民事诉讼精确监督工作机制。包括检察一体化工作机制、科技借助工作机制和“脑外”借助工作机制。

第三,准确监督民事诉讼应建立和完善制度保障。一是建立案件跟踪监督制度,根据监督效果完善案件跟踪监督制度。二是在立法上保护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三是建立、修改和完善案件受理制度的运行机制,并根据其职权明确将虚假诉讼的监督纳入监督范围;进一步理顺案件审查和处理机制,建立案件复杂和简单分流的工作机制;依职权设定案件审查的启动方式,根据申请取消启动方式;严格要求抗诉案件处理程序,适当引入专家委员会制度;增加民事诉讼案件监督的相关规定,突出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处理效果;对案件启动和处理程序等进行明确的后续监督。

(五)关于行政检察工作

最高检察院第七检察处处长张香君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官办公室主任张香君从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规则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入手,构建了行政检察的理论体系。

首先,关于行政诉讼的内涵和外延。对行政检察制度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诉讼,而应寻找检察机关在整个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适当位置。科学界定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实现检察监督与其他监督制度的协调、共生和相互支持。

其次,关于行政检察权的分配和运行规则。把握行政检察权的分配和运行规律,有赖于加深对行政诉讼规则的理解。行政诉讼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三重身份的系统。它不仅是解决行政纠纷的诉讼制度,也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行政法律监督制度,或者是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救济的行政法律救济制度。行政诉讼监督应遵循与其他监督相同的理念,并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包括:第一,主动监督的理念。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启动监督程序和监督工作方法。第二,渗透监督的概念。应注意通过审判行为和审判结果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行政行为审查相应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法性。第三,系统监督的概念。我们应该平衡多种利益、多种价值和多种目标,更好地协调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关系。

最后,论行政检察参与社会治理。建议检察机关积极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模式。首先,要坚持和发扬新时期的乔峰经验。要加强检察监督与其他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机联系和协调,同时在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时加强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第二,建立行政诉讼年度报告制度。对行政诉讼监督进行全面分析,向法院和行政机关报告,并向党委和人大报告。第三,要结合办案,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检察机关对诉讼监督中发现的违法或者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第四,实行不支持申请案件监督的公开听证和检察公告制度。做好检察工作,疏导情绪,解释法律和理由,停止信访,维护稳定,有效化解行政纠纷和矛盾。

秦洪倩,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评论》总编辑

《法律评论》主编、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洪倩强调,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审判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将作为行政检察制度创新的重要突破。人们认为,它的合法性在于:

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其核心职能是维护法治的统一。为了防止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审判规范性文件的名义破坏法制统一的现象,检察机关应当承担监督职责。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关于检察机关性质和地位的宪法规定的目的解释,依法引入检察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和审查权。当理论研究成熟时,可以通过宪法、法律解释等规定进行制度安排。

(六)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室主任胡伟烈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处处长胡伟烈从认知维度、制度特征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对检察公益诉讼的“中国特色”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关于理解检察公益诉讼的三个维度。首先,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决定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和时代要求。第二,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基础和功能属性。第三,诉讼制度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实现路径和制度框架。

其次,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特征。指出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运作模式、价值追求和实效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是党的领导;第二,多部门、多功能合作,形成合力。三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四是赋予法律监督机关专门履行职责的权力;第五,将诉讼前程序与诉讼相联系的独特程序设计;六是通过办案参与社会治理。

最后,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体系。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深化检察工作应对新时代现实要求的时代背景和方式研究,加强公益诉讼实践总结;二是深化中国特色检察理论体系研究,准确把握公益诉讼范围拓展的方向、标准和边界。三是以诉讼权利理论为重点,深化诉讼理论研究,把握基于私人利益救济的主观诉讼和基于公益保护的客观诉讼的不同理论基础和制度特征。四是加强对行政公益诉讼审前程序的研究,构建相对独立的与诉讼相关的行政公益诉讼审前程序体系。

王西欣,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外法律》总编辑

《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重点就